说到小儿麻痹症，后世华国人大多已经不太关注也并不了解，因为这种疾病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只有极少数偶发病例零星出现。
很多人知道脊髓灰质炎又叫小儿麻痹症,是由于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大多数是通过家中幼儿的疫苗注射资料或者历史书籍才略有了解。
普通人所知道的最著名的脊髓灰质炎患者便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39岁那年忽然发病，继而成为米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肢体残疾的总统。
虽然后人对其的疾病类别有所质疑，但罗斯福协助成立美国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1938)，为麻痹型脊髓灰质炎患者提供康复方案并开发疫苗，自那以后，罗斯福就被广泛认同为小儿麻痹症患者，及其预防与治愈事业中的典范。
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不久前的1955年，江苏南通市忽然出现数千例突然瘫痪病例，其中大多是不足7岁的学龄儿童。孩子患病后，有些手动不了，有些腿脚变形，有些卧床不起，最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而且，这样的疾病迅速蔓延，在国内引起人们极大的恐慌。人人闻之色变，家家不敢开窗，户户提心吊胆，家中稚龄儿童不准外出，可惜即便是这样也无法阻止每年多达数万名儿童因病致残致死。
后来，人们才知道罪魁祸首就是脊髓灰质炎病毒。这种病毒主要通过粪-手-口途径传播，人是其唯一的宿主，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病毒只感染人。疾病本身很难治愈，容易导致终身残疾，甚至会危及生命，唯一的预防方式就是通过接种疫苗。
1948年，波士顿儿童医院的johnenders领导的研究小组成功培养了脊髓灰质炎病毒。为了验证疫苗的安全性，salk说服数百万家长让自己的孩子接种了疫苗，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试验。1955年4月12日，salk宣布试验成功，脊髓灰质炎通过广泛接种疫苗的方式被人类所控制。
与此同时，遥远的东方，也有一群病毒学家正在为了消灭这种疾病，奋斗在第一线。
1959年初春，顾方舟、董德祥、闻仲权、蒋竞武4位科学家被卫生部派往苏联考察学习，去了解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或叫“死疫苗”的研发、生产、检定等情况，这一疫苗已被美国fda批准上市。
勤学好问的顾方舟因为曾在此留学多年，通过旧时的关系意外得知，除了死疫苗，还有一条减毒活疫苗的技术路线，虽未得到fda的上市许可，但其除了个人免疫，排除的少量病毒还能在人群中形成“免疫屏障”。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减毒疫苗容易大规模制造，且疫苗成本不到灭活疫苗的百分之一。死、活两种疫苗摆在顾方舟面前，他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给自己“加码”——对活疫苗深入挖掘学习。他去找原来的导师和研究生同学进行学术交流，查阅大量文献。
查阅了所有能获取的公开资料，立足我国患病人口多、经济欠发达的实际，在疫苗的“死活”之争中，顾方舟力排众议，大胆提出走活疫苗技术路线的建议，最终被卫生部采纳。
经过导师同意，顾方舟最终拿到了苏联研究所生产的活疫苗以及赛宾原始的活疫苗。为了运回有效疫苗，顾方舟向正在苏联访问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后经大使特别批准坐飞机将样品带回北京。
1959年底，第一批减毒活疫苗在中国生产出来。经过动物临床试验，证明了其有效性。为了做临床试验，顾方舟和同事一起坦然地喝下了首批疫苗溶液，以自己的血肉身躯检测疫苗的安全性。为了证明疫苗对小孩安全有效，顾方舟和同事们又分别给自己的孩子们喂服了疫苗。
接下来500万份疫苗分发下去，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试用、检测。临床对比显示，活疫苗不仅安全，且能显著降低发病率。为了方便保存、运输、发放以及服用，顾方舟和同事们发明了并持续改进着“脊灰糖丸”。用奶粉、奶油、葡萄糖等材料作辅剂，将液体疫苗滚入糖中，通过不断改进配方和工艺，终于成功制出可在室温条件下能延长保质期的糖丸型疫苗。
在江镜明和何雅清夫妻写来的信件中，对这种新式疫苗推崇备至，在给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后，更是连连提醒关博睿一定要督促孩子们去服用疫苗。
在信里，何雅清更是动情地写着：“身为一个儿科医生，最不愿意的就是看着一个个稚嫩的小脸失去光泽。糖丸的发明，将改变华国无数个孩子的未来。旧时疫苗对运输环境有严格要求，我们华国地大物博，可边远地区的孩子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新式医疗，更别说那些娇气的疫苗了。现在新的糖丸，在20—2c环境中，可保存10日；30～32c室温下可存放2日。这就极大程度降低了向偏远农村运送疫苗的难度，让消除脊灰变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可能。这是我们为医者，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1965年，口服脊灰减毒活疫苗，也是后世著名的糖丸，正式开始全国接种。也是从这时候起，脊灰病例数出现了戏剧性的下降。
自此，一颗颗糖丸，挡住了“脊灰”病痛，守住了无数家庭，成了全中国孩子们心中永远的甜。
香港，做完常规检查后，关博萱便与文岚转道公司听取季度总结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