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长，是一条温柔沉默的美丽溪流。而我，是水底越积越大的丑陋顽石。
我想，有一天他会因我而湍急，翻起高高的浪潮。在每个春夜。”
陈玉茹在笔记本上写道，不久后又用钢笔一点点划掉，直到一丝痕迹都看不出。
那是1939年的春天。
我躲在翠湖畔的一棵杨柳树后，真丝的碎花裙摆被风吹出一层层涟漪，目不转睛地看着湖边。
我看的是那样入迷，以至于一只五花斑斓的甲壳虫飞到了我的手上，我都没有在意。等我发现它的时候，我紧紧捂着嘴，差点惊叫出声，恨不得使出全力似的甩掉它。
我是极其怕虫子这一类东西的。我的卧室我总是要求佣人们两天彻底打扫一次，再消毒一遍。如果被我发现哪里积了灰尘，或者台灯下晃悠悠飞来一只虫子，就算是半夜，我也定是也要找人来清理干净的。至于其他的吃穿用度，若是克扣了我半点儿，那我也定是不饶。管家廖姨大抵因我是姨太太所生，本就不太看得惯我，便去同我父亲告状。我呢，又是和那潇湘妃子五分像的性子，面柔心硬，和她斗了几个回合，也没吃亏。因而，我刚搬回上海那阵子，陈公馆总是鸡犬不宁的。正房太太吴女士，或者尊称其为母亲，以及廖姨，和一众苦瓜脸的佣人，都聚在客厅，说我太过骄纵，缺乏管教，如是云云。
“小姐可不像乡下来的野丫头。”管家廖姨如是形容我。“事多的嘞。”
“都是我的不是，应早些将玉茹接来，也不至于她一个女孩子家，像今日这般泼皮模样。”吴女士遮着小帕子，红着眼睛说。
父亲说我有精神疾病，叫他们不必管我。
“她同她生母一个样，反正等她二十岁，就给她谈门亲事嫁出去了。”我的父亲说这话时的语气，仿佛像在打发一个厚脸皮赖他家的远房亲戚，或是一件待交易的商品。
那时，我刚从苏州过来，还不到一个礼拜。母亲走了，我于深夜乘一艘小船，提着个手提包，从小桥流水的外祖父家漂到纸醉金迷的上海。那一夜我非常清醒，一直到日出才眯了会眼睛。一是风和着冰冷的水汽太刺骨，二是头顶的星星实在是温柔。像母亲清醒时候，柔美似水的眼睛。
啊，我的母亲。我又想起来那个美丽的女人。太美了，以至于有时候我会忘了她是我母亲。她像是活在画报里的人物，亦或是那些肉麻如徐志摩之流诗里的心上人。再加之我平日里也不大见到她，因而她去世的时候，我竟也没感到太多悲伤。可我不得不挤出一些眼泪，不然外祖父家的七姑八姨又要指指点点了，聒噪得很。周家大小姐走了之后，外祖父也病了，周家那么大的木材生意总归要交代，几个舅舅商量了一下，便一拍即合把我送往上海。
于是，我从一个家到了另一个家。可我清楚的很，我从未有过家。不过是从白目到冷眼罢了。
这一点，我刚到的第一天，陈家上下就非常清楚地给我表达到位了。
但有一个人，他却从那群横眉冷对的人里走了过来，接过我手里的箱子，抱了抱我。
他身上有好闻的高级香水味道。
“玉茹，”他说，“你回来了。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哥哥，玉铭。”
他很好看。睫毛长长的，鼻子挺挺的。淡粉色的嘴唇看上去柔软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