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失败后，裕溪龄继续在北大进行着研学工作，不管是文科学院还是理科学院的学生，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不用穿校服的女生，当然，北大也没有给女生定做校服的传统，他们只将裕溪龄当做了半只脚踏进北大的人罢了。
他们对裕溪龄没什么意见，反倒是对某些白吃饭的外籍教授意见很大，甚至好几次闹到学校那边去，希望蔡孑民作为校长，能请辞那些游手好闲的外籍教授。
这事儿自然也传到了裕溪龄的耳朵里，她与英国人接触不多，裕庚早年间出访的国家只有日本和法国，而裕溪龄则是在法国生的，没去过日本，也就是说他们家跟英国其实没什么关系，可法国人和英国人则不对付，裕溪龄小时候经常看到周围的法国绅士们说英国人是土包子。
整个法国上下，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对英国人都有刻板印象——太无趣，不直接，不热情。裕溪龄从小耳语目染，慢慢也对英国人有了这样的偏见。所以面对英国籍的外籍教授联系大使馆负隅顽抗的样子冷哼一声，“英国人果然就是这样。”
可到底还是觉得不平，裕溪龄从没有觉得自己是前清朝廷的一员，她就是她自己，只是对脚下的土地充满热爱，谁有能力谁上来当政，但是这个有能力的人再怎么都不能是外国人，这是她的底线。
马相伯经常会跟她提起她父亲的事情，那些什么日本法国的经历，除了她自己亲身体会到的，更多的还是马相伯讲给她听的，其中还有一些裕庚早年的事情——裕庚曾在两广地区任职，那些割让和英国嚣张跋扈的样子，裕溪龄想都想得到，正经人谁会背井离乡去遥远的国度耀武扬威啊？
愈想愈气，最后甚至跟陈仲甫说她也要去参加谈判，最终却被拒绝了，原因是陈仲甫听说了裕溪龄想多多完善“德先生与赛先生”中赛先生，也就是科学的那一方面，并且夏元瑮也说裕溪龄在翻译外国文献方面很有能力，近期又要在研学论文上下功夫，他陈仲甫可不能挡了裕溪龄的赛先生之路啊。
而且裕溪龄年龄还不大，难免会有些心浮气躁，到底还是要上了点年纪，能沉住气的人才能参与。让裕溪龄来旁听这次谈判，倒不如叫她好好完成学业，以后学成了，有多是能让她展现才能的机会。
就比如夏元瑮想要以私人名义，聘请裕溪龄成为他的理科助理。
裕溪龄本是想拒绝的，毕竟她在震旦还有一年的课程，回去之后还要继续上课，起码也要完成正经学业才能赴京任职，那起码要半年，怎么也得1916年末，或者是1917年开了春才能去北京。
夏元瑮则满不在乎，招助理这件事是看缘分的，不是谁能力高，有时间都能当的上，尤其是科研的助理，一定要合得来才行，裕溪龄从上海来北京，虽说是研学，但一直在帮他从事研究工作，二人也算有了一定的默契，下次在找到这样的人，不知道得是什么时候了，所以他不在意。
而且裕溪龄翻译的内容确实不错。
裕溪龄先是答应了下来，随后交了研学论文和一份研学报告，又将自己誊抄的法文书籍装进箱子里，背包离京，启程回了上海。
她不在的这一个学期里，陈延年已经正式成为震旦公学法学院的学生了，陈乔年还在读预科，估计等他预科结束，他们也就要去法国了。
回上海之后，裕溪龄做了一份严谨的规划，如果夏元瑮真的叫她去北京任职，那她就可以带着与夏元瑮一同创造的研究成果去法国，本来她还对申请巴黎市物理及化学院没什么信心，如果真的去了北大当助理，那可能性倒是大了些。
不过如果真的想去北大当助理，她还要先完成震旦公学的学习，好歹要半年多，这学期的课外活动可能就没有她的份儿了。
听闻裕溪龄回了上海，陈延年心情不错，她在返程前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会将北大等一众学校里的文科相关法文书抄一份带回来，以后他夜读就可以直接看发文书了，他现在在法文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还不如直接看难得，由难入简，一开始会很痛苦，后期则会很轻松。
二人见了面谈天说地，裕溪龄给陈延年讲述她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比如张勋是如何不走心地拉拢她，再比如外籍教授解聘风波，陈延年一会目光熠熠，一会攥紧拳头，心情随着裕溪龄的讲述跌宕起伏。
而陈延年也讲了这半年来上海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也询问了裕溪龄在北京有没有继续读《新青年》。旁边的柳眉一开始还能说上两句话，后来一句都说不上来，乔年也是一样，一开始还能用从陈延年身上学到的东西说一说，后来加入了世界局势和他不了解的东西之后，就也没话说了，只能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