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电视和纸媒的公信度是极高的。
电视里说的，和报纸里说的，几乎就是真理的代名词。
律博定的话题，却是令人有些无所适从了。
杨锐站出来说律博定等同于毒药，蒋同化和其他几名学者，就会站出来说律博定安全有效。
杨锐站出来说抗心律理论错漏百出，蒋同化和其他几名学者，就会站出来说抗心律理论久经考验。
杨锐站出来说律博定未通过gp的审核，蒋同化和其他几名学者，就会站出来说gp的审核拖沓无用。
在此之前，中国的媒体界虽然进行过无数次讨论，但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基本都是社会讨论。
不提纯政治性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此前最火的媒体讨论，是“第四军医大的大三学生张华，为救不慎落入粪池的69岁老农魏志德献出了生命”是否值得的问题。
在鲜亮的生命远去二十年后，“大学生救老农是否值得”的话题，已经变成了辩论场上常见的话题了，而在80年代，新闻媒体的讨论也与辩论无异。
但律博定的话题，却不是那么好辩论的。
不像是之前的社会讨论，律博定的讨论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而这种有标准答案的讨论，一方面吸引了观众，另一方面，也令观众的期待感增强了。
但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报导就不好做了。
偏偏观众们还就是想要知道。
于是，无数的媒体都采取了采访杨锐，或者各方学者的方式。
“专家说”一时间成为了新闻中最常出现的词语。
而在三木公司和京西制药总厂的推动下，蒋同化也因此沾了光，频繁出入于曾经想进而进不去的媒体大院。
他是gp委员会的委员，正好适合与杨锐顶牛，另一方面，敢和杨锐对着说抗心律理论和律博定的高端学者也没几个。
这可不是说“我家隔壁王大爷得了癌症，结果用麻油浇了三块黄壤的西瓜就治好了”之类的话，搞学术理论的，话说出去就得认，弄错了就是终身污点，如爱因斯坦这样的神级人物，在量子理论上摔跤了以后，就等于从神坛上滚落了，而普通的人级学者，摔一个大跤，弄不好就要沦入畜生道了。
一般的学者，不是利益相关，是不会像蒋同化这样积极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