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在第二年再测序？普通人是无法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的，他们会用自己薪水的涨幅来判断技术的革新，比如10%的进步，或者多一些，翻倍的进步，但没有人会相信20倍的涨幅的，而要我来判断的话，50倍的涨幅都是能做到的。”
“你的意思是，采用技术先行的策略，一年就能有之前50倍的速率？”
“没错，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尽可能快的完成基因组计划，获得竞争优势。”杨锐内心其实有些感慨。人体基因组计划进行了十多年，花费了20多亿美元，才第一次完成了人体23亿个碱基对的测序。
但是，到了2015年，对人体23亿个碱基对测序一次的成本，已经降低到了99美元，消耗的时间以小时来计算。
这种技术革新的速度，即使是达尔贝科，也不一定能够预见得到。
应当说，杨锐是以过去的经验，来尝试影响达尔贝科的决定。
达尔贝科也确实受到了影响。
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说这个话，甚至就是蔡教授，甚至就是如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理查德教授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达尔贝科都是不会受影响的。
可杨锐不同。杨锐是pcr的发明人，杨锐还是基因组学的开创者。
达尔贝科是自始至终都关注着杨锐的研究的，就目前做基因方面研究的学者，没有不关注杨锐的工作。所谓树的影人的名，杨锐在过去两年里的表现，决定了他的思想的价值。
假如让达尔贝科选择，谁最有资格估计基因技术的发展速度，杨锐或许不是第一人选，但是，假如要让达尔贝科在自己和杨锐之间做一个选择，他更相信杨锐。
所谓术业有专攻，达尔贝科在基因领域，尤其是基因技术领域的研究，远没有杨锐深入，而且，达尔贝科已经不再年轻了。
一名学者的研究生命可以持续的很久，但要依靠自己，特别是依靠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来完成研究工作的，年龄通常都在40岁以下，起码是50岁以下。
这是学者的黄金年龄，超过了50岁的学者，可以做一名称职的学术带头人，可以做一名称职的实验室管理者，可以做一名称职的项目管理者，但并不适合否决精力体力和智力正在巅峰状况的学者的学术成果。
“你认为采用技术先行的手段，我们用几年时间，能赶上技术并行的成果？”达尔贝科心里已经有了倾向性。
“三年时间。如果第三年开始进行测序，到第三年末，完成百万级别的碱基对测序不成问题。如果第三年不进行测序，第四年的上半年开始，有机会完成千万级别的测序。”杨锐对此很有自信。人体基因组计划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这也就意味着是一个人员和经费非常充实的项目，只要选择正确的方向，出成果是非常快的。
“你的预测，是有依据的，对吧？”
“当然。”
达尔贝科思考良久，承认道：“如果真的能达到千万级别的测序速度，你的方案或许真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