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庆祝活动，丝毫不比瑞典的弱。
瑞典人搞了声势浩大的晚宴，国内的宴会规模更大；瑞典人为每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演奏本国的交响乐，国内的几家乐团为了冠名诺贝尔险些打破头；瑞典国王为每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预留了5分钟的聊天时间，杨锐则是得到了一个下午的奏对时间。
正如杨锐所预料的那样，谈话的主旨，就是为杨锐选定一个新项目。
诺贝尔奖带来的国际声望，毫不意外的将杨锐塑造成了中国科学界的标杆人物。
说起来，这也是很令人心酸的故事。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每年都有诺贝尔奖拿，第三世界国家却总是需要天才人物，或者难得的机会，才能拿到诺贝尔奖。
当年为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中国组成了庞大的科研团队，并且也进行了不落人后的公关，据说连周总理都出面了，终究还是没能拿下来。
至于袁隆平等老一辈的学者，限于国内的条件，也始终是应用重于学术，虽然在国内很有声望，却是做不成国家名片。
而一个国家，是需要名片的。
邮政部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为杨锐发行一套新邮票的问题了。
唯一令人感到忧虑的，则是杨锐后续的研究工作。
不像是“终身成就”型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锐虽然积累了很久，可就时间上来说，也就是几年的时间而已。
这么短的时间，并不足以令投资人感到安心，无论是私人投资人，还是“机构”投资人。
比起“著名科学家”来说，国家名片受到损失，是更加不可接受之事。
例如韩国曾经的“国民科学家”黄禹锡，日本的美女科学家小保方晴子，苏联的李森科，带来的已不仅仅是丢脸了。
杨锐的年轻，很自然的带来了相应的忧虑。
从安全的角度来讲，让杨锐参与人体基因组计划，反而是件好事。
如果是科学院的管理时代的话，杨锐说不定就真的要被派遣去参加人体基因组计划了。
倒不是说人体基因组计划有什么不好，杨锐始终都在表达对该计划的支持。但是，参与计划和主持计划可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