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做出了新成果”的消息，没等最新一期的《科学》发表，就传了出去，逼的《科学》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为其排期。
整个过程，杨锐都不用主动的去推动，就轻松的完成了。
等到绿石角的人，拿着《科学》去fda的时候，其实fda的科学家，也都收到了消息。
要说fda，对于医药公司来说，确实是神一样的存在，生杀予夺都不为过，尤其是80年代以后，fda的权威可以说是强大无比。
但是，fda也不是水火不侵的。
它的命门就是科学。
fda的独立与权威，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为其服务的科学家，多是业内有些名气的专家。
这些人固然可以坚持己见的做出决定，就像是杨锐当日对律博定做的那样，但是，在面对科学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独立就不得不动摇了。
一般的学者提出的科学问题，固然是无法撼动fda的专家们。
但是，他们如果对诺奖获得者，正在科研活跃期的学者杨锐的要求无动于衷的话，那他们的名气与独立，也就大打折扣了。
官僚和拖沓，在回复杨锐递交的文件的时候，都是不被允许的。
他们唯一能够拒绝杨锐的理由，就是科学本身。
这也是90年代以后，医药公司纷纷雇佣诺奖获得者的原因，不过，现实是很少有医药公司真的能雇佣到科研活跃期的诺奖获得者。
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每年最多就给三个人，许多还是给老头子的。
中青年的学者，能得到诺奖的机会本来就低，愿意放弃科研而去医药公司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就是杨锐，做西地那非也是打零工的状态——要不是因为伟哥的利润惊人，能够给自己省时间赚钱增加科研经费，换一款药，得到诺奖以后的杨锐，也不可能如此尽心尽力。
对世界第一阶的科学家来说，时间就是最重要的资源，钱早就不重要了。
与其讨论钱的重要性，还不如讨论社会财富来的实在——反正，他们拿钱都是按照gdp的比重算的。
西地那非更改适应症的要求，以比历史上更快的速度，通过了fda的核准——《science》都刊登了，逆着主流科学界来，也还是需要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