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在外，要注意你们的形象，你们现在不是代表你们自己了，而是代表中国人。别让瑞典人看起来，咱们中国人好像一点规矩都不懂的样子。”赵泽发觉杨锐和自己的年龄差不多，批评起来就格外用力。
他不想将同样的话，丢给四五十岁的干部们，所以提前批评年轻人，顺便警告中年人，是他们常用的模式。
杨锐早就是不愿意被代表的一代人了，但还是耸耸肩，丢给景语兰一个无奈的眼神，没有再说话。
他并不是第一次出国了，早在离子通道实验室刚建成的时候，他就前往国外，参加了学术会议。
出国代表团的管理严格，杨锐不仅是听过，而且也体会过。
像是后世大学生极为不满的宵禁措施，对四五十岁的代表团成员来说都是稀松平常的，有些时候，甚至不止宵禁，白天都会禁止出门禁止离团。
杨锐当然不会赞成这种管理模式，但是，反抗也不应该是面对赵泽这种小弟，而是应该与大使馆方面进行沟通。
他此行的目标，大使也是一清二楚的。
即使在瑞典，诺贝尔奖也是异常重要的，或者说，瑞典人看待诺贝尔奖，比其他外国人还要郑重。
在这样的环境下，杨锐的计划，必须通过大使一级才能玩得转。
所以，早在国内的时候，杨锐就通过乔办，与中方驻瑞典大使凌志明交流过了。从后者的角度来考量，若是在他的任期内，中国能够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他的政绩来着。
往小里说，瑞典人对诺贝尔奖的看重，是完全超过其他各国人的，每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是出租车司机，都能对每一个奖项的候选者如数家珍。中国人若是能够在当年获得诺贝尔奖，凌大使的工作也会好做的多。
有这样的预期，杨锐就懒得与赵泽计较了。
至于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模式是什么样的，他更懒得理会。
景语兰则是松了一口气。
她是有点担心斯德哥尔摩的物价的。
中国人在国内都不觉得宽裕，出国自然更加的捉襟见肘。普通公款出国的干部，临回来带一个家用电器，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买衣服之类的，可以说是没有人想过。
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工资换一件外国衣服，这种消费模式在90年代都不常见，80年代就更加稀罕了。
偶尔有女孩子说买一件来自香港的衣服，那多数也是香港的地摊货，或者从深圳弄过来的真国货，到了欧洲或者美国的干部，在这方面都是趋于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