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非洲和东南亚、澳洲拖延了很长时间，吴维只得放弃了前往阿拉斯加巡视自己领地和美洲访问的环球行程，准备返回国内。
在青岛停留了三天，吴维继续北上天津访问，现在他手上只剩下了四艘军舰，只不过排水量8200吨的“弗朗茨一世”号和“斐迪南一世”号两艘装甲巡洋舰对于现在的远东各国势力来说，都是无法抵御的庞然大物。
1867年4月21日，天津大沽码头。
一位西方列强的亲王到访对于清王朝而言可不是小事，恭亲王奕?、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文祥和直隶总督崇厚早早就到了大沽口码头，来迎接一位奥地利亲王的到来。
码头的栈桥上早已停泊了两艘挂着哈布斯堡帝国双头鹰旗和节日满旗的奥地利军舰，其中靠前的一艘是吴维的座舰——3100吨的“曼托瓦”号防护巡洋舰。没有办法，这个时代的大沽码头居然无法停靠超过5000吨以上的轮船，舰队中的两艘大舰只得在大沽口外的近海抛锚驻泊。
码头栈桥前临时搭建的仪门下，一溜站着两排手持西式步枪的清军卫队，凡有人进出，一概要先验牌子才得放行。前来迎接奥国亲王的恭亲王、军机大臣文祥和直隶总督崇厚等文武官员到了仪门前一概落轿，在栈桥前等待着奥国亲王上岸。
1867年的天津除了运河码头和老城，大部分地区都还是一片荒芜的苇塘，由于1861年天津租界的出现，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慢慢变得繁荣起来。
1861年，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依靠以奕訢、桂良为首的洋务派从原有的保守派大臣手里夺取了权力，为了稳定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重用洋务派大臣和督抚，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工业生产技术，清国的近代化“洋务运动”开始发展起来。自同治三年四月恭王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身份，率文祥等一干军机重臣上《筹办同治夷务折》，明确提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新国策后，清国上下便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凭心而论，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受高层内部争斗的影响，虽然发展缓慢，而且有不少的弊端，另外还有各种外部因素的干扰，但是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汉阳钢铁厂曾经一直是亚洲第一大钢铁厂，在“中法马江海战”中被摧毁的马尾造船厂在1886年就建造了第一艘排水量2000吨的全钢质巡洋舰“平远”号，而同时代的泥洪国只能是向西方外购采买军舰。另外江南造船厂在清末已经具备了建造两万吨远洋货轮的能力，在一战期间曾为麦国建造了四艘排水量一万七千多吨的远洋货轮。汉阳兵工厂在1903年就仿制出了24马力的汽油发动机，并在1915年造出了飞机……
在甲午战争前，泥洪国的工业化速度并不比清国快，最终他们依靠在甲午战争中所获得的将近三亿两白银的赔款，迅速地完成了国内的工业化——这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很相似，德国人也是依靠着普法战争中所得到的50亿法郎的赔款，而迅速完成了工业化。
清国最大的问题是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最大的改革阻力来自于皇族和贵族内部，基本上无法推行高层的变革……而军事上的改革有可能导致它被推翻。
与“鬼子六”等洋务派大臣在天津的会见还是轻松愉快的，吴维向几位大臣赠送了镶装了钟表的舰船和火车模型——清国人回赠的礼物要贵重得多，使用黄金、白银所打造的镶嵌了宝石的工艺品和金丝珐琅瓷器。在看到吴维很喜欢吃中式菜肴后，恭亲王又答应送给这位奥地利亲王几名厨子。
在天津只停留了一天，在与直隶总督崇厚签订了一份由奥方“援建”天津机器工厂和唐山煤矿、铁矿的协议后，吴维陪同恭亲王等人乘坐“弗朗茨一世”号装甲巡洋舰在渤海湾转了一圈，其后在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文祥的陪同下离开了天津，启程前往上海。
在天津期间，吴维还坏了左宗棠一件“好事”。
左宗棠很早就见识过军舰的威力，在收复安庆之役中，奥国“赠送”和两艘700吨的近海蒸汽炮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在督闽期间，就打算自己造轮船，正好法国人也想出售他们在宁波所开办的一座经济效益不好的船厂。
其时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正在为左宗棠联系购买机器设备，准备开办船厂和船政学堂事宜，结果自从访问了天津离开后，朝廷却没有批准左宗棠奏请开办船政的奏折，理由是朝廷已经决定在天津兴建船厂，并将扩大彭玉麟在南通州已经开办的江南水师船厂规模。
这是吴维的建议。
在西方国家，海军对于高层政策的影响日益深刻，而且由于海军的特点，对于世界变革和新的科学技术、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要敏感得多。
在另一时空，由于船政学堂设在地处“偏僻”的福州等原因，一群说福州话的“闽党”海军军官饱受排挤，对于远东高层政治格局的影响微乎其微，成了一群游离于“体制外”的孤独团体。吴维只是尝试着改变一下而已，并不知道它会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