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杨逸提出统一税赋，计亩征收。这是针对农业税的改革，并未涉及商业税。而杨逸对大宋的商业税也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
为了拟出切实可行的章程，杨逸不厌其烦，找来有关大宋商税的资料，仔细加以研究。
总体而言，大宋的商税非常全面，系统而详细，官府在各州、府、县、镇、渡口、墟市、草市有商品集中交易的地方、和商人通行的地方设置了场务、税务、税场等征税机构，派有专门的税监对市场销售的商品或道路过往的商品进行征税。
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店宅、马、牛、驴、骡、囊驼等，及商人贩茶盐皆加以征税。
其他诸如蔬菜、柴薪、粮食、鱼鸭等百姓日常细碎交换的商品也经常成为征收的对象。
而大宋的商税征收，分为“住税”和“过税”两种，住税按商品总价值的3%征收商税；过税按商品总价值的2%征收商税。
有极少部分商品以实物征税，这类商品大多是当地征税机关日常需要的物品。这类商品按贯例征税10%。
总体而言，大宋的税率不算高，农业税在统一税赋后，按二十税一（两千斤粮食交税一百斤），由于免去了其他杂税，百姓还乐意接受。而现在商业大部分还是三十三税一。
杨逸认为，这样虽然有利于工商发展。但对农业人口而言，却有些不公平。
而且从手上资料看来，大宋商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几次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从真宗天禧年间开始，大宋商税岁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到仁宗庆历年间达到顶峰。
进入皇祐年间后，商税岁入开始回落，并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宋商品经济总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因素，而非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比如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等等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更是值得杨逸深思的事情，窗外的天开始放睛了，金兽里的檀香已经息灭，丫环已经帮他换了两次茶，杨逸却仍陷在这些问题中不可自拔；
前世他不是学经济的，因此只能以排除法一条条地分析影响大宋经济波动的因素。清娘悄悄地来到书房好几回，见他不时挠头摇脑。极力思索到样子，虽然心疼，却又不敢打扰他，甚至不敢留在房内以免他分神。
杨逸提笔沾墨，先把大宋商税岁入数据列出来：
至道中（995-997年）。商税岁入400万贯左右。
景德中（1004-1007年），商税岁入4500万贯左右。
天禧五年（1021年），商税岁入1204万贯。
庆历前期（1041-1044年），商税岁入1975万贯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