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绍圣元年以来，御使台的权力几乎被剥夺尽了，对杨逸和章惇这些人基本没什么制约能力。
因为杨逸等人太强势了，短短几年时间，倒在杨逸手上的御使台主官已经有两三个，试问今后的继任者谁还敢出头，谁还敢大声说句话？
一个只知道唯唯诺诺的御使台还不如撤掉算了，免得多养那么多官员，多发那么多俸禄。
谁都想一手掌控天下，谁都不喜欢受到制约，但前提是，你必须确保自己绝对正确才行；
杨逸自认做不到绝对正确，后世许多看似天经地义的、绝对正确的事情，放在眼下这个环境，未必就是适合的，所以杨逸也不敢保证自己就绝对不会出错。
现在朝廷的改革已经进行五六年了，改革初期，权力集中是必须的，因为天下那么多官员，你不可能逐个去说服，权力不集中许多政策根本就推行不下去。
现在改革已慢慢为天下人所接受，到需要一进步细化、完善、及跟据实情作出适当调整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搞一言堂，必须集思广益，广开言路才行。
而御使台作为监察部门，也是主要的建言部门，权力的回归更是势在必行。
这回王显可以说是用错误的方式，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杨逸思前想后，觉得对王显打击太甚的话，不利于御使台的权力回归；
现在王显被贬到了安南的深山老林，这和判死刑其实已经没有多大差别，这会把继任者吓成磕头虫的。
当然，杨逸也不会崇高到不计私仇，以德报怨的程度，让王显重新入京这种事情他绝对不会干。
但出对长远的考虑，杨逸觉得还是给王显换个地方为好，到荆湖一带搞开发就差不多了。
这样一来，自己也捞了个不计前嫌，品德高尚的美喻，而这正是杨逸缺少的东西，要不然上次恩科主考就是由他出任了，所以说这东西还是很有用的。
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王显从轻发落于朝廷也是利大于弊，那种尖锐的、把对手往死里整的政治氛围应该尽量改变了，否则大宋终究是走不出内耗的泥潭，迟早还得死在内耗上。
杨逸自认不是崇高的人，但既然做着高官，享着厚禄，就必须承担一些东西，常言道，己所不欲，莫施于人。
若是自己都不愿去创造一个宽和大气的政治格局，凭什么去指望别人对你宽和？
杨逸的奏章刚写好，马汉卿便匆匆前来求见，一看他那脸色，杨逸就知道准没好事。
果然，只听马汉卿说道：“大人，大理方面传来消息，高泰明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