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马仕的丝巾常用特殊的蝴蝶丝来织造，但是，如果一名生物学家想要玩蝴蝶的话，卖掉爱马仕也不够闹腾的。
无非还是没钱闹的。
谁应该掌握社会资源的分配权？政治家？公务员？资本家？经济学家还是科学家？这是一个哲学命题。
但杨锐确定，自己是有资格掌握一定的分配权的。
假以时日，身为生物学家的杨锐，是否有资格在南极建一所不受愚蠢的官僚影响的科考站、种子库乃至于基因库呢？
转基因喧嚣之日，无力拿到社会经费的科学家，是否能任性一把，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呢？
生物燃料盛行之时，砍掉热带雨林种玉米的行为，需要被振聋发聩的声音阻止的时候，有理智发出声音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宣传资本呢？
又或者，当生物实验对太空产生幻想的时候，当生物学家对深海产生幻想的时候，当生物学家需要超级计算机的时候，当生物学家需要超牛的机械和工程设施的时候，当生物学家想要围海养鱼，克隆和牛的时候……
生物学家当然不必这样做，必须这种事，其实是很少出现在科学家的字典里的。
大部分的事情，总有委婉的转圜的做法。
但是，生物学家也是可以任性的。
诺贝尔奖级的生物学家，自然更可以任性。
事实证明，大部分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容易获得任性的权利。他们反而会受到更多严苛的对待。
就好像你穷你有理似的，地位越高越应该吃亏的概念，差不多也是深入人心了。
杨锐并不想做一名高高在上的吉祥物，他是一名科学家，科学家同样有资格消费高价的茶叶，住豪宅，开豪车，当然，这样的愿望，对大部分学者来说，大约是很难实现的。
就算是三十年后，学者的平均薪水也很难达到3万美元的标准，5万美元的薪水，如果不是专门为了钱而改换门庭的话，也差不多是有名有姓的学者的高点了。
相比之下，普洱茶倒是能带给杨锐很多的安慰，如果每年付出百万元来单纯的用于茶叶的收入的话，这笔钱到20年后，大约能够换成数十亿元。
连续10年乃至于更久的话，总价值大约能换到一个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市值，当然，这就得卖的稍微慢一些。
不过，即使是上千亿元人民币，甚至是几千亿元人民币，用来维持一间世界顶级的实验室倒是绰绰有余，想要新建一间还是很难的。